《駢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棰辭，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閒，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腳趾並生和歧指旁出，這是天生而成的嗎？不過都多於常人之所得。附懸於人體的贅瘤，是出自人的形體嗎？不過卻超出了人天生而成的本體。採用多種方法推行仁義，比列於身體不可或缺的五髒呢！卻不是無所偏執的中正之道。所以，腳上雙趾並生的，是連綴起無用的肉；手上六指旁出的，是樹起了無用的手指；各種並生、旁出的多餘的東西對於人天生的品性和欲念來說，好比迷亂而又錯誤地推行仁義，又象是脫出常態地使用人的聽力和視力。
超出本體的“多餘”對於一個視覺明晰的人來說，難道不是攪亂五色、迷濫文彩、綉製出青黃相間的華麗服飾而炫人眼目嗎？而離朱就是這樣。超出本體的“多餘”對於聽覺靈敏的人來說，難道不是攪亂五音、混淆六律，豈不是攪混了金、石、絲、竹、黃鍾、大呂的各種音調嗎？而師曠就是這樣。超出本體的“多餘”對於倡導仁義的人來說，難道不是矯擢道德、閉塞真性來撈取名聲、而使天下的人們爭相鼓噪信守不可能做到的禮法嗎？而曾參和史鰌就是這樣，超出本體的“多餘”對於善於言辭的人來說，難道不是堆砌詞藻，穿鑿文句、將心思馳騁於“堅白”詭辯的是非之中，而艱難疲憊地羅列無數廢話去追求短暫的聲譽嗎？而楊朱和墨翟就是這樣，所以說這些都是多餘的、矯造而成的不正之法，絕不是天下的至理和正道。
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岐；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曰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纆索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
那所謂的至理正道，就是不違反事物各得其所而又順應自然的真情。所以說合在一塊的不算是並生，而旁出枝生的不算是多餘，長的不算是有餘，短的不算是不足。因此，野鴨的小腿雖然很短，續長一截就有憂患；鶴的小腿雖然很長，截去一段就會痛苦。事物原本就很長是不可以隨意截短的，事物原本就很短也是不可以隨意續長的，這樣各種事物也就沒有必要去排除憂患了。噫！仁義恐怕不是人所固有的真情吧？那些倡導仁義的人怎麼會有那麼多擔憂呢？
況且對於腳趾並生的人來說，分裂兩腳趾他就會哭泣；對於手指旁出的人來說，咬斷歧指他也會哀啼。以上兩種情況，有的是多於正常的手指數，有的是少於正常的腳趾數，而它們對於所導致的憂患卻是同一樣的。如今世上的仁人，放目遠視而憂慮人間的禍患；那些不仁的人，摒棄人的本真和自然而貪求富貴。噫！仁義恐怕不是人所固有的真情吧？而從夏、商、周三代以來，天下又怎麼會那麼喧囂竟逐呢？
況且依靠曲尺、墨線、圓規、角尺而端正事物形態的，這是損傷事物本性的作法；依靠繩索膠漆而使事物相互緊緊粘固的，這是傷害事物天然稟賦的作法；運用禮樂對人民生硬地加以改變和矯正，運用仁義對人民加以撫愛和教化，從而撫慰天下民心的，這樣做也就失去了人的常態。天下的事物都各有它們固有的常態。所謂常態，就是彎曲的不依靠曲尺，筆直的不依靠墨線，正圓的不依靠圓規，端方的不依靠角尺，使離析的東西附在一起不依靠膠和漆，將單個的事物捆束在一起不依靠繩索。於是，天下萬物都不知不覺地生長而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生長，同樣都不知不覺地有所得而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有所得。所以古今道理並沒有兩樣，不可能出現虧缺呀。那麼仁義又為什麼無休無止地象膠漆繩索那樣人為地夾在天道和本性之間呢？這就使天下人大惑不解了！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小的迷惑會使人弄錯方向，大的迷惑會使人改變本性。憑什麼知道是這樣的呢？自從虞舜拿仁義為號召而攪亂天下，天下的人們沒有誰不是在為仁義爭相奔走，這豈不是用仁義來改變人原本的真性嗎？現在我們試著來談論一下這一問題。從夏、商、周三代以來，天下沒有誰不借助於外物來改變自身的本性。平民百姓為了私利而犧牲，士人為了名聲而犧牲，大夫為了家族而犧牲，聖人則為了天下而犧牲。所以這四種人，所從事的事業不同，名聲也有各自的稱謂，而他們用生命作出犧牲以損害人的本性，卻是同一樣的。臧與谷兩個家奴一塊兒放羊卻都讓羊跑了。問臧在做什麼，說是在拿著書簡讀書；問谷在做什麼，說是在玩投骰子的遊戲。這兩個人所做的事不一樣，不過他們丟失了羊卻是同樣的。伯夷為了賢名死在首陽山下，盜跖為了私利死在東陵山上，這兩個人，致死的原因不同，而他們在殘害生命、損傷本性方面卻是同樣的。為什麼一定要讚譽伯夷而指責盜跖呢！天下的人們都在為某種目的而獻身：那些為仁義而犧牲的，世俗稱他為君子；那些為財貨而犧牲的，世俗稱他為小人。他們為了某一目的而犧牲是同樣的，而有的叫做君子，有的叫做小人。倘若就殘害生命、損傷本性而言，那麼盜跖也就是伯夷了，又怎麼能在他們中間區分君子和小人呢！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甘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餘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況且，把自己的本性綴連於仁義，即使如同曾參和史鰌那樣精通，也不是我所認為的完美；把自己的本性綴連於甜、酸、苦、辣、鹹五味，即使如同俞兒那樣精通，也不是我所認為的完善；把自己的本性綴連於五聲，即使如同師曠那樣通曉音律，也不是我所認為的聰敏；把自己的本性綴連於五色，即使如同離朱那樣通曉色彩，也不是我所認為的視覺敏銳。我所說的完美，絕不是仁義之類的東西，而是比各有所得更美好罷了；我所說的完善，絕不是所謂的仁義，而是放任天性、保持真情罷了。我所說的聰敏，不是說能聽到別人什麼，而是指能夠內審自己罷了。我所說的視覺敏銳，不是說能看見別人什麼，而是指能夠看清自己罷了。不能看清自己而只能看清別人，不能安於自得而向別人索求的人，這就是索求別人之所得而不能安於自己所應得的人，也就是貪圖達到別人所達到而不能安於自己所應達到的境界的人。貪圖達到別人所達到而不安於自己所應達到的境界，無論盜跖與勃夷，都同樣是滯亂邪惡的。我有愧於宇宙萬物本體的認識和事物變化規律的理解，所以就上一層說我不能奉行仁義的節操，就下一層說我不願從事滯亂邪惡的行徑。